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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每一地方，每一任設計裝潢父母官，大抵都有獨樹一幟的政策或口號，以為政績。譬如武漢的治庸問責。
　　治庸問責是武漢的發明，後推及湖北全境信用卡代償。治庸，即“治理庸、懶、散、軟”，“治庸提能，治懶提效，治散提神，治軟提勁”，聽起來像中醫的藥方；問責，是對治庸的落實。沒有問責，恐怕連治庸本身，都將淪為庸政，淪為它所治理的對象，從而構成了惡性循環。
　　武漢治庸問責，堪稱大手筆，不僅成立了治庸問責辦，還主辦了一檔節目，叫《電視問政》———這就要商務中心談及兩位名動天下的官員：一是綽號“滿城挖”的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(阮書記並不介意這個綽號，甚至還拿來自嘲)，他冀望通過該節目“喚醒官員的責任心和敬畏感”，為此他將節目定性為“犀利、不作秀、不迴避問題、不遮遮掩掩”；二是“羊羔體”的創始人、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、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，他還有一個職務，即市治庸問責辦主任，電視問政，他在幕後操盤。
　　《電視問政》已經舉辦到第三年，以犀利著稱，備受好評。不過，三年過去，“同樣的問題年年提，年年結果都一樣”，有官員開始變“油”了，受眾開始審美疲勞，質疑聲漸起：這個節目是否“尺度設限”？是否“只問不責”？是否“只是一場秀”，能否“解決真問題”？由地方長官主推的電視節目能走多遠？……這些問題，早在節目設置之初便已經註定。公眾對權力的天然懷疑，使政府主辦的電視節目，永遠難逃“宣傳”“作秀”之譏。級別越高，受到的懷疑就越激烈。而今，連天氣預報，都被懷疑註水固態硬碟，遑論新聞。
　　一般而言，電視節目的作用，只在曝光，即“問”，“責”則是節目之後的事，“只問不責”的批判，是否有些苛刻呢？轉念一想，《電視汽車借款問政》的背後，便是武漢市紀委、市委，追責本是他們的職守。既然他們的手伸進了節目，那麼該節目背上的重負，顯然重於同儕。質言之，對《電視問政》的質問，其實是質問它背後的權力，作為權力的產品，它必須為權力買單。
　　說到底，電視問政是一條彎路。倘要問政、傾聽民聲，何必依賴電視這一逐漸被淘汰的媒介，就我所見，青年人中，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了；尤其是，何必依賴政府所主辦的電視節目？正路與捷徑，就擺在眼前：微博。電視問政的尖銳、犀利，與微博論政一比，便如銀樣鑞槍頭。
　　是故，要治庸問責，不妨關電視，上微博。如果能在自己的權限之內，將微博的言論邊界拓寬一米，勝於電視問政努力三年。
　　走彎路的經歷我曾有過，從我家到小學，需穿過兩條馬路，這是正路；還可以走巷道，百折千回，曲徑通幽，這是彎路。有一天我走彎路，遲到了，被老師責罵：你為什麼不走正路呢？她哪裡知道，那天我是故意遲到，因為壓根不想上她的思想品德課。
　　電視問政的彎路，當作如是觀？我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。□羽戈　　（原標題：[街談]電視問政的彎路）